自利玛窦入华以来，随着传教士络绎东来与中国商品出口欧洲的规模日渐扩大，中西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交光互影的双向特征。从物质文化层面论，就是欧洲的中国热和紫禁城的西洋风。

　　1581年，罗明坚为两广总督陈瑞献上一座带车轮的大自鸣钟，此举与陈瑞许其居住广东不无关系。1601年，利玛窦进京为万历献上一座有驱动坠、一刻一击的铁钟，万历欢喜之余将钟放置身边，还让人前来观赏。金尼阁在1621年带来一座堪称艺术品的多功能钟表，钟内刻森林之神射箭报时，还能自动表现天体运行，将其作为礼物献给崇祯。

　　洋钟以其新奇精巧，初入中国就大受欢迎，一时成为皇帝和朝廷中人争相谈论之物。当时传入的自鸣钟大致有桌钟和乐钟之分，前者自动报时，后者增加了报时之时的音乐伴奏功能。除此以外还有手表、月影、鹅卵沙漏等各种计时器。金尼阁还带来一些自行活动的小玩具和自行演奏的小乐器。

　　入清后，西洋机械制品仍是传教士们用来讨好新主的重要物品，汤若望、利类思皆有巧物馈赠顺治，南怀仁以擅长机械制造而负责为顺治、康熙管理钟表和机械制品。他们富于创造性的机械学方面的工作令人刮目相看。徐日升精通音乐，他设计了很多能够奏出和谐音乐的钟铃，令人叹为观止。

　　康熙将擅长制造的传教士和中国工匠，纳入原只负责绘画的如意馆工作，不断为其制造新奇物品。康熙时曾有4位耶稣会士机械钟表师在如意馆工作，为皇宫制作了西洋钟表、“千里眼”（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自行船、西洋刀剑、天地球仪、自行人、八音盒、各式测量仪器等，尤以钟表最博皇帝及后妃欢心。

　　禁教严厉之如雍正，亦不舍得将钟表机械专家驱至澳门，反倒在康熙朝所设负责贮藏管理钟表的自鸣钟处开办钟表作坊，专事钟表修造。雍正十年，钟表作坊改称做钟处。乾隆九年则将自鸣钟处和做钟处分设为两个机构。做钟处的任务就是按照皇帝的要求制造修理所谓“御用钟”。

　　乾隆朝先后在做钟处工作的传教士有一名传信部传教士，两名耶稣会士，七名遣使会士与奥古斯丁会士。他们不仅要做钟、修钟，还要竭尽全力设计制造奇巧器物讨好皇帝，对他们所背负的神圣传教使命而言，这种生活实在是卑微而又痛苦。钱德明不无抱怨地说，乾隆皇帝的爱好“像季节一样多变”，这更令传教士们神经紧张，随时待命，以保证总能满足皇帝的新口味。当然他们在这方面的确堪称成果斐然，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媲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最精美的工艺品。只是可惜了这么精妙的技术和创造只能被封闭在宫中。

　　清朝社会曾出现过一种追求西洋货的风气，有些工匠也仿制欧洲机械钟表、眼镜甚至望远镜，比如广州出现了修钟的造钟业，称为“广钟”，随后苏州也制造出“苏钟”。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掌握其中技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模仿起来不仅费时，而且效果不好。不过钟表技术的处境还算不错，当时传入的其他欧洲设计和制造技术离中国人的生活就更远了。

　　前文介绍天文仪器时提到传教士引进与仪器制造相关的二十多项机械技术，包括螺旋、金属切削加工等应用场景范围广阔的重要技术，但它们都没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或变成工匠的技术。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般工匠没机会与传教士技术专家交游，对传教士的工作了解很有限，其次则是因为中国成熟的传统机械技术基本上满足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清社会的需要，所以会有人率先追逐钟表眼镜之类物品而不是其他。

　　其实从晚明开始，传入中国的工程机械技术并不少。熊三拔在《泰西水法》中介绍了三种水力机械：螺旋式提水机具龙尾车，利用气压原理从井中提水的玉衡车和恒升车。这些水力机械是基于螺旋原理、气体力学、液压技术等近代物理学和机械学的最新成果而制作的，体现了17世纪欧洲科学的最新成就。可是它们在中国没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技术过于精深，就算有些士人看到其实用效果与重要性，一般工匠农人不谙算理又无人传授，根本没办法仿制。

　　龙尾车曾被用于蒋友仁为圆明园喷泉设计的水动力系统，但在蒋友仁去世后便无人会操作。原本是机械提水的喷泉系统，落得只能在必须开放时由人工注水来维持，简直是对蒋友仁巧思妙技和艰辛劳动的嘲讽。蒋友仁制造的整个喷泉系统本是一项高技术工作，但再高的技术上的含金量也只不过成为皇家园林的装饰，技术本身并不能令乾隆愉悦，更不会想到派人学习钻研和继承、传播这些技术。

　　除水利机械以外，方以智曾在《物理小识》中介绍西方的螺旋起重机。王徵和邓玉函合著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本力学与机械学专著，也是西方当时集古典物理学、力学和机械学知识的汇总。王徵的原则是择有裨民生日用的实用机械而录介。此书曾被多次翻印，但得以仿制应用的技术仍是极少，仅木牛、水铳、风车等切于农耕生活之需的简单器械。南怀仁提到他曾经研究过用蒸汽驱动的小四轮车，车的中间装满煤块，相当于一个小型蒸汽发动机。

　　明清来华传教士也开启了中西医学交流之门，并且西医由于其实际效用而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中国社会接受，堪视为汉唐和宋元时期分别吸收印度与医学之举的延续。西医的力量能和医药配方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宫廷接受和实践。但是除了在澳门，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却无法在中国民间设立医疗机构，使得西医西药只能惠及帝王将相。

　　总体上，西方科技在明清时期未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基本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社会的疑忌、排斥以及不能放弃自身文化的优越感。明末遗民首倡、清初康熙皇帝与数学家梅文鼎互相迎合的天文历法领域的“西学中源”说，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态。

　　康熙青睐“西学中源”说则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清朝统治者一方面需要西学的实际效用，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华夏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以防止“以夷变夏”会造成的对统治根基的任何危害。

　　然而，“西学中源”是一种根本上错误的看法，因为这种逻辑导向是不必再钻研与吸收西学，更谈不上深层次考虑中西两种文化的异同与发展。这样一种认识在思想界长期盘踞，而且通过“西学中源”说自我麻痹和封闭，这是很令人惋惜的。